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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做学问的学问——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湘君在博士生论坛开幕式上的报告
央视国际 2003年10月23日 10:53
简介：刘湘君教授年仅35岁，他是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校区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硕士，分子生物学博士、博士后，曾担任赛莱拉基因组公司资深经理，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作出了重要贡献。刘湘君教授34岁时担任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他是IEEE协会的会员、AAAS的会员、上海生物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物物理协会理论生物物理与生物信息学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组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实验室主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刘湘君博士曾获美国Technology Review（科技评论）杂志评选出的2003年度“100名世界顶尖青年创新者”称号，入选清华大学2002年“百人计划”和2003年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刘湘君：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孟芊老师和研究生院的老师邀请我来跟大家谈一谈做科研的一些经历。因为我这个题目是叫“漫谈”，所以我就没有正式地着装，就像平时坐下来跟大家聊一聊，不是表示不敬啊。我想说一下其实我做学问应该也不是特别好，我先在清华大学读的研究生，然后去美国伊利诺大学读了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在留学的同时，因为我当时读的是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大家知道，分子生物学中的计算机应用特别广，特别是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和一系列基因组计划的开展。那么使得大量的数据，通常是人们所说的“海量”的生物学数据大量地产生，因此的话，用计算机分析数据和处理数据的需求就越来越大。因此我就跟我当时的导师提出，我需要去学一些计算机方面的课程来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实力，以便于将来更好地做生物学研究。我的博导非常同意，因此我后来就开始读计算机学位，开始是听别人的课，最后一想干脆就拿个学位吧，所以就拿了计算机的硕士学位和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学位。最后去了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公司，叫赛莱拉，这个公司是做人类基因组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下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人类基因组计划，1985年的时候由美国能源部首先提出来要做一个人的所有的基因组的测序，那么以前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个计划，而是后来直到85年才提出来呢，因为以前做基因组的测序理论上的可计算性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做测序的时候，大家如果以前在我这个年龄上都做过这样的事：拿电容板一个个去测，每次只能测几百个base cab，人类基因组有30亿个碱基，如果以500个base cab来算的话，将要做600万次才能做完，那么600万次根本是1个人或者是几百个人轮着做都做不完的。而大规模自动化测序仪器有点类似刚才Schweitzer教授说的机器人的机制，自动化使得速度大大增加，因此这个设备把时间节约起来，当时计划是15年时间、30亿美元做完这个课题，后来正式启动是在90年开始启动的，到98的时候，赛莱拉公司的总裁，他也在人类基因组计划里面，他说你们的花费太高而速度太慢，他提出了个新的方法，那么他的这个方法在当时科学界不太被承认，说你这个方法不太严谨，有点走捷径，但是他还是坚信自己的这个方法，因此就找了投资商，找了2亿美元，3年时间。他说你看你要15年30亿美元，我只要3年时间2亿美元就能做。然后果然有个公司愿意给他出钱，然后果然是98年开始成立，我是98年去参见这个公司的，它是98年5月到7月成立的，我是98年11月份参见了这个公司。因此呢非常有趣，我在赛莱拉公司呆了3年多，非常有趣呢是参与了这个公司从头到尾的一些很重要的计划，包括刚进去的时候的人类基因组的注释，就是它的分析、还有小组基因组和之前的一个基因组来做一个很小的测试。我当时做的位置是在给科学家们提供技术支持，我是那个组的头儿，因此很有幸地参与了许多工作。最后果然这个公司是在3年之内2001年把这个基因组做出来了，然后是跟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同时发表了人类基因组的数据，但是两家一直是不相干的，一个是在science上发表的，这是赛莱拉公司发表的，一个是在nature发表的，都是在2001年2月。我当时在这个公司参与的主要是：一方面当然是做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一些工作，另一方面我当时主管的主要是基因组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snp，就是单个单核苷酸的多态性。现在公布的基因组实际上是一个探讨的基因组，就是一个参考型的，主要是一个所谓的调和基因组，它是多个人的基因组数据，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这个人呢可能5个人是A，那个人是B，那么它就选A了，因为5个人是A嘛，还有个是C。那么这个基因组实际上是参考型，实际上每个人的基因组跟它都是有区别的，跟那个标准型组之间，然后每个人的两个人之间也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叫snp，然而这个区别其实并不是很多，平均来说每两个人之间大概区别只有，除了双分子以外，双分子的话，基因基本上是差不多，特别是同卵生的女孩子，但是一般的两个人呢，就是每1000个核苷酸里面有1个不一样，也就是说人的基因组有99.9％是一样的，只有0.1％是不一样的，而这0.1％就导致了大家长相不一样、他的身高、体重、还有他的得病的因素和他的一些习惯不一样。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现在很多疾病，除了一方面当然有环境因素，比如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习惯，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基因上，也就是遗传方面，即基因组上面，因此基因组的snp的研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当时在赛莱拉公司主管的是赛莱拉公司的snp数据的处理，当时赛莱拉公司是做了5个人的基因组，其中有1个白人是占70％的数据，这个白人后来我们就一直在推测，后来他们也承认了，就是我们公司的总裁他本人的样品。这个我想如果有机会做一下自己的基因组大家当然都想做一做了。然后还有1个白人，还有3个女性的数据，其中有1个是中国女性，那这个中国女性的数据只有5％的数据。我们当时就是把这个基因组去比对，就5个人的数据去比对，然后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然后大家经过了一个很复杂的程序，那么这个流程做下来，我们做一个计算需要2万个小时， 2万个计算小时，那么我们当时是有100个计算机sample，100个pc sample，那么每个计算机最后算下来要200个小时，最后大家就觉得差不多7、8天，1、2个星期就做完了。这个当时是我把整个流程设计下来，然后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在赛莱拉公司感觉自己的很多想法得不到实现，特别是我看到不同的人种之间，就是不同的人之间的基因组不一样，那么参考基因组并不能完全满足中国人做基因组研究的需求，因此我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做出中国人的基因组，当然不可能把所有中国人的基因组拿来，那也是一个调和基因组，但是它比较符合中国人的需求。在美国工作是不可能实现这个希望的，所以我就从美国赛莱拉公司辞职了，回到中国，来的清华大学再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我就简单介绍了我的个人经历，我觉得我的经历其实很普通，跟历史的长河比起来，跟宇宙空间比起来，是一件很渺小的事情。因此我今天就只能够跟大家，跟各位博士生朋友来讲讲我的一些想法和我在做学问期间的一些体会，能和大家共享一下，和大家共勉吧。
我将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是从科学家或科技工作者本身的一些基本素质来讲做学问的学问，另一方面就是说作为一般的正常人，如果有一些其它的非科学家的特别之处，也可以对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我想做科学最大的、第一点就是要牢牢地抓住科学问题，然后把这个科学问题好好地了解，去研究，拼命地去想它，该用什么方法去解决。然后在科学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实力，再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然后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基因组，基因组是我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就像刚才的德国的院士画的一张图，就是人际合作的问题，那么最大的两个问题是：一个是communication，就是我怎么交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safety，安全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这两个问题一直都在解决，在研究。那么现在最新的状况也就是德国院士画的人造假肢，然后他画了那么多线、那么多角度，那个就是到了研究的最高的机构了，那个就是一个科学问题：我怎么能够让它在走路的时候自动识别我在什么位置，我应该怎么样调整这个位置。我怎么样去sensate这个位置，来做一个调整，因此就会非常smooth，而不是一瘸一瘸地走路。那么这就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怎么样找到科学问题，比如刚刚说了他们那一组，我说说我们这一组吧，像我们的基因组，人和小鼠的基因组我们做了比较，发现99％都是一样的，那么人和小鼠这两个物种，如此巨大的区别，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基因组的人就不相信，是因为新的基因的功能，还是已知的基因有些变化，比如有些同源基因有些变化，功能变化了，是哪个原因为主呢，还是基因调控造成，比如新的基因调控关系出现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问题，实际上现在还没有真正搞清楚，那么如此相近的物种是怎么样的关系，那么刚才说的snp也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人容易得这个病，而有的就不容易得病，那么我们的基因组是什么地方不一样呢，是一点不一样呢，还是多点不一样呢。那么一点造成的不一样就是所谓的单基因病，这个有些人都比较清楚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多基因病，它是一个基因如果出局的话，它可能就有50％的几率会得这个病，但是不是绝对的。那么这个疾病它有多个途径可以导致这个疾病，它有多个因素，那么这个多变性是指多的基因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怎么去寻找它，第二个我们拿到这个数据后怎么去分析，怎么去做这个研究，为的就是使大家去解决重大的科学问题，这个是大问题，那么具体到实际一点的，例如说对snp，我们怎么才能够很方便地解释出来，因为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人类基因组学为什么迟到90年才开始启动，就是因为以前这个理论方法很快失效了，费用太高，时间太长，不可能做到。比如说snp，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测，但是费用太高，比如现在做一个人的snp，大概要1亿美元左右，那么这个费用是很多人负担不起的，因为一般做一个实验做几千个人的数据，一千个人的数据，每个人要做几百个snp，那么一下子就是几百万美元，这样很多实验都没法做。比如我们现在实验正在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非常便宜地、非常方便地、非常大规模地去做snp的检测，那么这个等于是在一个大的科学问题的一个切入点，那么我们也试过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现在我们基本上找到了这种方法，可以在大约几个美分，用很少的技术。那么我谈这个体会就是说要抓住这个科学问题，要好好思考这个科学问题。还有个例子，也是涉及到物种的事情，我当时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师从的是美国科学院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我们当时做的是细胞色素C研究，94到95年时，我的导师提出了细胞色素C是跟细胞A有很大关系。我现在想说的是，他是做生物化学，但他对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技术不太清楚，后来他想了一些办法去做，然而没有很顺利，后来，作生物的可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叫姚采东，他证明了细胞色素C和细胞A之间有关系，是它直接促进了细胞交换的因子，那么他把这个通道定位下来了，然后获得了很高的荣誉，现在是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而我们是希望在细胞A的机制上做一些研究，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有很多细胞A的builder，而且我们还跟别人合作做过研究，就发现不同的细胞色素C导致的细胞A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例如老鼠的细胞色素C可以引起细胞A，而酵母的细胞色素C就不能引起细胞?而这两个物种的细胞色素C的差别很小，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者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来导致它不能引发细胞A那么我们所里面有这样的基因和蛋白，另一方面我们有所谓的builders，那么我们就想进一步分析到底是哪一个基团怎么去导致，什么地方会不导致，于是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能够检测细胞A，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检测细胞A于是我们可以说这个蛋白质有细胞A，那个蛋白质没有细胞A那么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怎么样检测细胞A这是对我来说的首先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么我这里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做科学的最重要的是要抓住科学问题，然后要牢牢地抓住科学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研究，大家都没解决的科学问题，然后我去涉及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第一步、二步、三步……这每一步都有几个问题在里面，我们去把它一一攻克，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要抓住科学问题。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做科学要耐得住寂寞，比如说，大家都清楚，人可以分三种发展前途：一个就是所谓走“红路”，就是从政；一个是走“黄路”，就是经商；还有一个就是走“黑路”，大家知道博士帽是黑色的，红路是因为红顶子，黄路是因为黄金是黄色的。那么我想每一个行当都有它的特点，科学家他有个重要特点就是他耐得住寂寞，就是说他的气质不一样。比如说从政的人，他可以成功99次，但他只要失败1次，那么他的从政就算完了。那么科学家就不一样了，他可以算99次，只要有1次成功就行了。那么这个就会引起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说你做科学的时候你不要想太多的东西，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只能做一件事情，至少这一阶段你只能做一件事情，你要是不想做你肯定做不好，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你做任何事做到最好了就是说你上路了，你确实有这感觉了，所以做科学就是这样。我再说说走“红路”的人，比如他要保守秘密，他可能说他不愿意告诉你这个秘密，做商人肯定是要保守秘密，他确实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不愿意跟别人去讨论、去交流。而做科学的人不应该这样，获诺贝尔奖的华人崔奇教授说科学家肯定是愿意把自己的知识无偿地去跟大家交流，他不会有保守秘密的想法，因为这样的话不是科学家的素质，我非常认同这一点，所以你要做科学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就做科学，不去想商业的事情，你或者可以这个领域做科学，那个领域做商业，但是在做商业的领域你就不要去考虑要想把科学做到及至，因为这两者是不能兼顾的。所以象我自己的话，回国之后，也是诚惶诚恐吧，等于是在压力就去做一些工作，也不去考虑太多的问题，因为从经济考虑，我在美国的工资比在中国的工资多十几倍，如果考虑这个东西的话，就没法讲了，所以我就不去想这个问题，我回国就是想做点科研，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既然到了清华有这样的条件，那么我们就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条件，不要浪费它。所以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第三点就是应该学会去跟广大的其他的科学家去交流去合作，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科学家不管怎么样，他知道的是有限的，他只是知道他这个领域里的最重要的一块。我举个例子，这个跟科学家没有什么关系，我在杂志上看到说，福尔摩斯他是很著名的侦探，他的学识结构，他的政治学识是零，他的社交能力不行，但是他的生理解剖知识丰富，他的地理知识比较丰富，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小的也算是启发吧，就是做科学也是这样的，你只要在你最擅长的这一行做的比较好就行了，其它方面你尽管跟别人去结合，去讨论。比如说我自己，我最想做什么，我一个是想做snp，snp的数据我一直都在follow这个阶段，而且在赛莱拉公司作为一个子处理公司我是它的主管，做了这么多，应该算是国际上领先水平的研究，那么这方面我认为自己是可以作为国际水平的研究者，由于snp是我长期做的，所以任何snp方面的技巧我都会处理。另一方面是赛莱拉公司的inter网，因为我还要做很多的computers。那么其它方面我就不管了，我也没法做。而且去跟别人交流非常有意义，例如前天有一个肿瘤会的生物学的写书，我是编委，去开会讨论，然后碰到了中科院动物所的陈先生，我们就聊起来，说了细胞色素C，前面讲到我们不知道怎么测细胞A实际上我知道有细胞A的技术，但是我们毕竟没做过，就不太清楚怎么做，怎么样才能更快、更准确、而且省钱，因为我们要做大量的实验。那么他就有很现成的东西，他完全知道细胞色素C该怎么样定位，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合作起来，那么如果要是我老是觉得自己的有多么好，不愿意跟别人去交流，你这个信息就得不到，那么速度就会大大降低。这样我跟他交流，对于一个正直的科学家，我们肯定是合作了，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以后如果发表文章，一个基本的学术道德：很简单，谁做的工作多，谁就是第一作者，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idea是你出的，你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理所当然你是第一作者，或者大家做的差不多，就共并的那一种。其实这个问题也不用过多考虑，我想大家只要有科学家的基本素质，那就没什么问题了。比如我刚才说的例子，我就得到一个非常的机会，我们昨天已经互相交换了发表过的文章，我们互相准备set up in，然后准备共同来做这个实验，这样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对他也很好，因为我这边有这么多项目，必须做很多合作。所以我觉得第三方面就是说要跟大家去交流合作，这样才能够启发自己的思想。例如在英国，他们有个习惯就是每天都抽出花很长时间去cafeteria去坐着，喝茶，闲聊，可以说是互相一种脑力振荡，去交换思想，跟不管什么人去聊，你做的东西别人跟相反也无所谓，但是却很可能会碰撞出火花来，这种交流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像我做生物信息学这个领域，生物信息学本来就是一个交叉学科，它需要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各方面来跟生物学的结合，那么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算法，你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的，你也不用想了，那么反过来，我在这个领域，我经常在这个领域，我在生物学比较精通，我来做，那么计算机或数学方面我就不管了，我的责任就是把这个生物学问题提炼出来，提炼到让你计算机，数学处理的人能听懂的程度，然后你来找出一个理论，找出一个算法来解决这个实际问题，这就是完美的结合，我跟很多人都这么谈，这也是我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因此交流是学术不可少的，我想科学发展到现在，分支越来越细，合作越来越紧密，这个是大的趋势，包括学科之间的交叉结合，包括宏观和微观，宏观走向微观以及微观走向宏观，这都是学术界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
第四条是科学道路的问题，我注意到周论武院士在不同的场合下非常强调科学道路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确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仅是作为科学家，你作为一个人，一个优秀的人，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有一个道路的问题。我这里想论述一下周论武院士说的行为，我们应该互相共勉吧，我觉得我做的很好的就是我从来都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你小的事情不注意，大的事情可能也说不定，例如他说的是伪造学历，伪造工作经历，基本上在美国呆过的，一般就是说经过比较严格培训的人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因为只有任何地方发现你有欺骗行为，那么你这个人的credit绝对会非常差，就不会有找到工作这种事，所以伪造学历和工作经历是绝对不能做的，第二个就是抹煞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这点也很重要，很多人经常抹煞别人的工作。咱们举个材料说：达尔文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他有个地方经常会被别人所攻击，就是他在发表进化论的时候，他对前人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寥寥数句，第一次发表的时候根本没有提任何前人的工作，等于是他自己独创的东西，这首先就是不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实际上也不是这样，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不可理解的就是你怎么这么狂妄，而且确实是把别人的工作成果都抹煞掉了，后来他迫于压力加了一点，但还是不多，直到他临死之前才慢慢觉悟过来可能是做得不对。所以不能抹煞别人的成果，因为抹煞别人的成果对你来讲没有任何的损失，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渺小的，你肯定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做的事情。我想承认别人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说你做了一点点、一点点的东西，那实际上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我作为科学家，我看到别人做了一点点事情，我会非常地欣赏、非常地敬佩，当然这可能跟中国整个的好大喜功的形势相关，但是作为科学家来说，有必要跟大家说的是，只有别人在前人的工作上做了一点点东西，这一点点东西很重要，已经很值得敬佩了，那么我想说在每个工作中应该一定要认同别人的工作。第三个比如窜改和伪造原始数据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很遗憾也有很多这种丑闻，国外一个很著名的30多岁的教授，他差点就得诺贝尔奖了，他的数据最后发现是伪造的，这种事我觉得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的实验室里。还有抄袭和剽窃也是不行的；以及强行利用贡献往上署名，比如挂名这种；还有就是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这些就是周院士列的七条，大家与我共勉吧。我想我是绝对会做到的。
这个是科学家素质本身一些考虑，这是我觉得做科学的一个主要学问，另外我想讲一下科学家素质以外的一些学问，那么我想从几个方面：一个是有积极的态度，就是做事情要有积极的态度，要有正面、建设性的意见来做科学，这个不仅做科学是这样，实际上做任何事都是这样。我给你选个例子，比如我当时学计算机这个学位，那是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计算机刚刚兴起，也很热门，所以我们当时在伊利诺大学很多人都去学计算机，很多学生都是不敢跟导师去说，自己偷偷去学，结果被导师发现了，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学计算机被导师发现了，当时就说：“你走吧，你不能在我这儿呆下去了，因为你欺骗了我，你利用了我的奖学金去做一些跟实验室工作没有关系的事情。”结果他就没拿到phd，就拿了个计算机的硕士学位去找工作了，等于说从此以后此生与生物学无缘了，因为他等于说是自动放弃了这个学位，然后跟导师关系也没有做好，因为你要找工作的话一般导师是很重要的角色。我觉得他很可惜，当然他也许不这么想，但是我想如果他还想做生物的话，至少他这么多年的生物也是白学了，不管怎么说也是失败了。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是学计算机，在外面打工找工作，结果被导师发现开除了，后来那个公司也说：“你有空就去跟他，利用我的资源，做了不该做的事。”结果那个公司也不要他了。我说这个是想引出我的方法，我当时主动跟我的导师交谈，第一条是说我在你这儿做实验，我非常高兴，非常喜欢这儿的实验，我要好好把它做下去。第二条是说生物学发展到今天，数据量特别大，没有生物信息学，不懂计算机，以后工作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我要学计算机。这两条一加，他就很高兴，我是希望在这儿做实验的，我要把这个实验做完，我会花很多的时间甚至是我的课余时间来保证我的进度，另一方面又是为了把这个实验做的更好，能够在最前沿完成计算机，他当然没有理由反对，而且还很支持。我用这种建设性的态度去做事情，那么结果就跟别人不一样了。还有一个例子，我有个朋友他都phd的时候，读了6年了，老板还不让他毕业，一般在美国，生物phd是5年，老板跟他说：“你这篇论文的这个地方应该这么改。”他就改了改之后送给了他，半个月给他答复，之后又跟他说“你应该那么改。”他又拿去改，结果来回折腾他受不了了，说你这样我没法找工作，没法毕业，他已经找了一个工作，在学校做教授，他就跟老板说：“我要毕业，你这是神经病。”跟老板闹得很僵，然后他到我的老板这儿来求助，我的老板就说你不能用这种态度，你这样做等于是针对学校的教育制度，学校的教育制度虽然不是100％完善，但也不能随随便便去攻击，你也不能去攻击你的老板个人，你应该用建设性的态度去做这件事。你应该给系里的学位评委会写封信，说我已经在这里做了6年的工作，发了多少文章，已经完成了系里毕业的资格，然后我找了工作，单位叫我赶紧正式去上班，然后可以跟现有的单位合作，准备做什么工作，你从这个角度去做，效果就会不一样，结果他就这样做了，其实学位会的人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他的老板是一个老太太，脾气有点古怪，但也知道有这么个人，也知道她不应该不让他毕业，因此学校到7月份干脆把他的老板剔除掉，不让她参加学位答辩，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你如果是攻击性的、破坏性的态度，效果肯定不好。这个不仅是做学问，不仅仅是科学家的素质，而是做任何事都应该以这种建设性的态度，以积极的态度去做，肯定比破坏性、攻击性的态度要好。这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想法。
第二个是要尊重别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重要。不管自己是做科学，是博士了，有时候就看不起这些农民。我的感觉是任何人都是有值得尊重的地方。大家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这种傲慢无礼和偏见，导致了很多的问题。我想一种谦恭的态度，一种虚心求学的态度，一种认认真真的态度在任何时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尊重别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我想提到的科学家素质以外的，就是怎么样面对干扰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都涉及过，比如我想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别人是我的志鹏亲友，甚至是我的家庭成员，来跟我说你现在不能做，或者是我的导师跟我说有什么事要做。那么对我来说，这首先是一种干扰，第二个就是说面对干扰时我们该怎么办。我想举一个跟科学好像没什么关系的例子，有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他有个儿子很聪明，他希望他成才，做一个企业家或者政治家，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儿子对做糕点很有兴趣，他就很不高兴，但是他儿子还是坚持下去，他去考面包师的资格认证，结果考试没及格，所以他就只好放弃了，回去做商业，做的也很好，但是他儿子就一直闷闷不乐，有一次他发现儿子在发面包，于是他觉得强迫儿子做不喜欢的事，儿子是不会快乐的，实际上当初考面包师的时候，成绩都是优秀的，是他父亲做了手脚，后来孩子就辞职去做了面包师，做的也很成功，他的父亲也很自豪。我跟别人聊这个事有两个感想：第一个是这个父亲，从父亲的角度，希望孩子有大出息，不去做面包师，而是从商，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这个儿子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在任何时候能坚持住，最后做得很成功，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当面对干扰的时候，首先你要认可你自己做的事对不对，有利于我的原则还是不利于。我经常是记住我的原则，如果一件事对你个人发展是有帮助的，同时不是有意地对别人做出了伤害，那么这件事就应该去做，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想，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在某一阶段，如果你可能应该把某些东西先放着，那么还是应该去遵从这个原则。比如说你跟着老板做生物，但是你对生物不感兴趣，你想去做计算机，那么你在老板那里大张旗鼓地搞计算机那是不行的。你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为你将来做准备，你毕业后还想做计算机，那么现在你做好准备。还有一种是你立刻走人，那比如说到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当时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就是做计算机，他没有人逼他就走掉了，那么可能会得出读书并不重要的结论，但是我要说的是，你要改变你的专业，没关系，但是你应该是已经准备好了的，否则的话，虽然不是100％，但是任何事情都是要prepare的，例如有很多其它系学生来我这里做研究生，有计算机系的，有自动化系的，他们跟我说“虽然我没有生物学的知识，但是我相信我会学得很好。”那我对这样的学生就不太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prepare。他如果感兴趣的话，他应该很早就接触了生物学，他就会读些书，去做些课题，参见一些讨论，听些讲座等等。他不可能说到时候脑袋一动，说我对生物学感兴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我不想说100％，我想是个概率的事，如果他学过生物学知识，对生物学感兴趣，参见过什么竞赛，得了什么奖，或者没得奖也没关系，反正你是什么也没学，我不能保证收的学生一定能成功，但是他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其实这件事对我也是个启发：你想做任何事情，都要prepare,你要有schedule，就像我前面说到的做科技问题，我每个科技问题要把它分成小的细节，每个细节我怎么去考虑，我任何一个细节做不出来我就做不出来。我想面对干扰最重要的有几条：第一条，自己要有实力，你自己要对自己认识清楚，究竟干什么对你自己最重要，同时要做好准备，你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有做好准备，如果你真做好了准备，你提前走也行。比如比尔盖茨那样，他在那儿呆下去也没有意义，他学不到他要的东西，他的实力使得他不能再呆下去了。你要走的时候不必考虑导师很有名，导师不高兴等。只要你是ready的，关键是你是否ready，你是不是想清楚了。人的一辈子主要是两个阶段：认识自己和实现自己，认识自己可能要到40、50岁的时候才认识自己，为什么会大器晚成呢，就是一开始没有认识到自己，或者认识到自己，但是没有环境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想只要大家一直在想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给自己做好准备，然后我想到了60岁的时候去成功也是很不错的事。
时间比较紧了，我罗罗嗦嗦地讲了这么多事情。我想在结束我的报告之前做一个总结：做科学实际上我也是自己在摸索，也没有系统地总结成像综述一样的东西，列了7条：我比较简单地从做科学家本身的素质以及科学家以外的任何正常成功者的素质两方面谈了一下。最重要的是4条：1）牢牢抓住科学问题，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解决科学问题。2）耐得住寂寞，这是科学家职业的特点，他有这个资本来耐得住寂寞。3）要不断地合作与交流，不用担心别人会把你的东西拿走，只要是一个正直的科学家都会跟你合作的。4）积极的态度，尊重别人，怎样面对干扰，自己做好准备。(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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